理解帝国权力运行

潘岳先生《秦汉与罗马》一文，是他继《战国与希腊》之后，又一篇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的力作。这篇文章对秦汉与罗马两大帝国进行比较，探究“为何两大政治体具有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却又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结果？”

潘先生文，围绕两大帝国体系的运行及其历史“时运”，勾勒了不同的兴衰轨迹。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潘先生更加关心的是，罗马也非“毁于一旦”。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发展蕴含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缺陷和致命性政治疾病。在区分两个帝国的根本性分野上，作者没有排除仁慈与残酷、善与恶的道德因素考量，但我更看重的是文章高度重视国家的组织目标和组织体系的形成，重视对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逻辑的比较分析。

沃格林在他著名的《政治哲学史稿》中，曾这样谈及罗马：“为了理解接下来数百年中（指罗马的兴衰）演化出的那些概念的基调，我们必须明了权力结构彻底脱离人民这个根本性的事件。对比这样一句抽象的评论，潘先生的文章则借助于更加丰富的历史经验素材和中西对比优势，给出了有关帝国权力运行更丰富具体的分析。

第一，关于权力运行的目标。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国内重大利益的均衡与平衡，需要国内的“治理”。潘先生注意到，汉帝国尽管没有摆脱土地兼并的现实，但是其中央权力立足于创造有助于消除“贵族”因素的权力结构（例如“推恩令”的实施），探索了以财政制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制度，抑制豪强。相比之下，罗马的政治体系从其初建就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意愿和能力，缺乏有效处理内部社会冲突的行政机制，而是选择了外向“殖民”的方式和路径，殖民成了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成为政治平静与稳定的关键安排。

凭借它的殖民成就，罗马帝国获得了伟大的威望，但是也使得政治单元的内部结构——这在希腊时期曾被广泛视为政治领域的核心主题——退居次要地位，政治不再看作是一个明确的共同体内部事务。在潘先生看来，如果说中国政治体系运行的总体目标相对来说更加围绕帝国内部事务和人民需求而来，那么罗马帝国则将国家权力体系的平衡与镇静，建立在一个无止境的殖民欲望竞争基础之上，虽然暂缓了政治斗争，却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离心力与恶性的政治军事竞争，使得帝国组织以及帝国的精英阶层逐渐失去了对内部事务和治理系统的关切，从而也加速失去了他们同罗马大众之间稳健的联系。

我认同文中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差异化的历史现象，但更倾向于从权力运行的历史结构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相比较于汉帝国所处的欧亚大陆东部所构成的相对统一、独立、封闭的整体地理环境，罗马地处欧陆西段，地中海世界的复杂地理族群构成和战略竞争的环境，是人类政治文明中比较早的复杂“国际体系”。外部战略环境的差异，对帝国权力运行的目标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罗马治下和平” (Pax Romana)形成的前提条件。

此外，罗马帝国的权力运行的特点，造成诸如核心精英阶层的腐坏等灾害，但这些政治场景及其帝国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西方政治领域的早期政治实验。正如沃格林所观察到的，这个由罗马所塑造的群雄扩张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层面极大拓展了西方关于“寰宇”（orbis terrarium）的概念，即所有国家的政略都必须考虑权力主体所处的广袤地理政治空间，这里包含了大陆与海洋，中心与边缘，以及国际政治空间领域的魑魅魍魉。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帝国统治者们，可能又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才有所领会。

在复杂的地中海世界里，围绕着军事、科技、金融交易等，还产生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和政治物种。文章指出“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贩子、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政治。”潘先生似乎更加重视这些罗马新生事物在帝国政治腐化中所发挥的“毒瘤”作用，但是他们也可能是现代意义上复杂性金融体系雏形的创造者。

第二，关于权力运行的机制。罗马与汉帝国的精英集团都在形式上牢固掌控着帝国权力，但似乎汉帝国更加洞悉如何长期有效地经营和维护权力。在潘先生文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支撑罗马帝国权力系统的“铁三角”：元老、军头与财阀，但它们却成为帝国灭亡的加速器，这个貌似稳固的上层政治联盟，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缺乏同人民分享权力的任何意愿，而是在内部“谁应当拥有权力”这个问题上，充斥着极大的随意性。

相比而言，汉帝国的精英似乎更加洞悉维护大一统的奥秘，在潘先生看来，第一，汉帝国精英最清楚帝国的上层与基层如何结合，因为他们创造了郡县制的高效运作方式，第二，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这里基层与上层的结合机制主要仰赖于秦汉时代开辟的郡县制的运作，以及仰赖郡县制所提供的制度工具在基层进行的精细化行政。

汉帝国对从秦帝国那里继承来的官僚制体系进行了改造，设计出了简约化的官僚行政体系配合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以此确保中央权力对基层最小程度干预的同时，还可以换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帝国保持上层与基层结合的唯一方式并非仅止于保护小农经济的安全与自由，帝国执政精英似乎还学会了以各种方式同基层社会分享权力，两汉时期曾是乡党及士人阶层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士风的修饬在两汉成为重要政治现象。汉帝国以相对较低的财政投入和制度成本，完成了维系一个地域异常广大的帝国的治理任务。

根据潘先生的分析， 帝国后期，执政团体与军头联盟像“走马灯”一样变换，政治体系运行的随意性持续增大。从潘先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时期的政治体系充斥着严重的失重感，这种失重感几乎完全超越了权力集中表面所形成的针对统治集团的恐惧感。

第三，关于政治秩序的构造。罗马政治上的成功常被视为其独特的“共和”基因，即它分别融合吸收了王权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势。但是潘岳先生对这一西方主流政治叙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罗马政治体系中实际参政人数极少，只有极其富裕的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在大多数时期，罗马的政治稳定不得不依靠于少数政治家的权术加以维系，而一旦这种权力游戏玩不下去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与武断的军事自由逻辑就登场了。

相比较于罗马，汉王朝政治体系的特征似乎更加难以进行清晰准确的描述，但潘岳激烈批评了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这种“东方专制”式的传统叙述。他提出，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绝不是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是对任何政治体系运行的唯一性规范选择，是确保政治稳定的价值根基。

尽管潘先生对于什么是“道”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概括，但他列数了支撑帝国体系平稳运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与治理机制，他提到了汉代的基层察举制、监察制等，它们成为激励各层面精英持续参与帝国基层事务的关键制度安排。我的理解，相比较于罗马体系中的上层“制衡”，汉王朝体系的稳定性似乎建立在一个更加复杂、精密的权力平衡系统之上。它的重心不在于帝国顶层横向之间“硬权力”系统的制衡或制约，而在于遍布于帝国体系中纵向和横向之间复杂交错的结构性制约与总体平衡。

我不否认潘先生所坚持的政治稳定性仰赖于“道统”，但我们仍需注意到，观念可以产生一个群体或一个系统，但是管理一个群体和一个系统却无法完全依靠观念的力量。两汉“士风”的形成，乡党与士人的团结，这个风气的形成也难说不是一个“集团性”的政治现象，维系和激励汉帝国复杂的社会平衡系统，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我还相信政治稳定更大程度上源自于可预期与有效性。对愉悦和荣誉的追求是任何政治系统稳定性的通用货币和悬赏机制，以及可以由此推导出来的一般性行为逻辑。政治系统的稳定平衡，最基本的是要对这些通用货币、深层次的稳定机制以及一般性行为逻辑的尊重，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古老帝国到底拥有何种经验，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于政治系统的主宰。罗马帝国同汉帝国都拥有一个相似的政治主体：皇帝。罗马的皇帝制度没有能力防止自由军头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汉帝国的皇帝则通过结构性地集权（即文章探讨的躬耕基层政权、建立复杂的国家体系与牢固的基础权力）较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汉帝国的皇帝制度在克服军事集团和利益集团政治方面，无疑留下了重要历史经验。

但是潘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如果我们借用张五常的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减少内部利益集团带来“租值消散”效应方面似乎发挥了更显著的效用，皇帝制度成了防止公共价值被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的一套关键制度安排。

作为罗马政治系统紊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皇帝制度在大多数时期没有提供有约束的竞争，这是解释两个帝国分道扬镳的关键变量。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而不是政治权力是否集中或是否具有高度的效率。事实上，无论是罗马还是汉帝国，政治稳定的根源都来自各种公开或隐匿的稳定性机制。

潘先生文讨论了两汉之初的“无为而治”，但文章并没有详细讨论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事实上，从无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制度充分尊重历史生成的稳定性机制，或者权力受到稳定性机制一定程度的制约，皇权制度才可以获得长期运行。凭借这个尊重，至少可以获得政治体系长期运行的时间优势，如果可以运行到超过几代人的自然生命，那么这个政治系统自然有足够的冗余时间和平稳心态处理一些政策困境或风险挑战。

换句话说，汉帝国赢在了权力的相对无为与漫长的时间优势。“无为而治”的政德，本质是反对偶然性与随意性，后者是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安全的最大敌人。但是不管是汉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内外危机都助推了权力运行趋向高度集中，随之出现了任何政治组织都可能出现的自然反应，政治系统最终被随意性拖垮。对此，需要重新强化新的仪式与制度化安排，对权力集中的内在随意性进行限制，这就是我理解的两个帝国政治体系留给后世的最大政治遗产。

（作者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